莫里斯在位期间,帝国东西方领土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同等严重,但由于国家人力和财力资源的的限制,莫里斯深深地明白不能同时在东部和巴尔干地区两线作战,因此必须确保一方和平的情况下,。然而,在591年之前帝国主要的军事战略重心放在东部前线,投入了大量的机动野战兵力,拜占廷帝国与波斯帝国实力相当,在591年之前争夺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战争中,双方围绕一城一池的争夺互有胜负,任何一方都无法战胜另一方,双方军队在边境地区展开你争我夺的拉锯战。

莫里斯将主要兵力投入东部战线给巴尔干半岛的防卫带来了不利影响,由于薄弱的边防军实力无法阻止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在各个地区分散式的突击进攻,然而若此时莫里斯抽调东部军队支援巴尔干地区,则会面临波斯人大反扑的巨大风险。就在莫里斯一筹莫展的时候,波斯内战所导致的嗣君科斯罗伊斯二世的逃亡和复位给了拜占廷人恢复东部和平的一个绝佳机会。

莫里斯运用外交和军事手段扶助科斯罗伊斯二世恢复王位,这一举措奠定了两国此后30年和平交往的基础,双方缔结友好,在莫里斯统治期间波斯人不再向西扩张,且向拜占廷帝国归还了部分争议领土。591年之后莫里斯抽调大部分东部军队前往巴尔干地区支援,尽管此时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西部和南部已经蜂拥侵入并开始定居下来,但莫里斯仍采取重大的反攻性军事行动,通过几次进攻性行动使阿瓦尔人不敢冒然南下,而莫里斯此时计划进攻多瑙河以北的斯拉夫人老巢,希望这一举措能够使部分进攻巴尔干西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迅速撤回。

莫里斯选择制定这一策略是合理的,但他对士兵因长期作战的疲乏心态估计不足,且一方面由于命令军队冬季渡过多瑙河北岸作战,另一方面他在军队内部实行的军饷分配改革引起了士兵们的震动,此后便爆发了军队叛乱,导致莫里斯政权的覆灭。

尽管莫里斯没有能够彻底清剿多瑙河北岸的斯拉夫人老巢,但却对蛮族形成巨大的威慑力,在593至598年间拜占廷帝国逐步恢复了在巴尔干半岛的权威,这些成就得益于莫里斯运用了合理的战略,制定了军事改革的措施,使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提升,尤其是军事改革极为重要,改革军团结构使以骑兵作战为主的军团更加灵活,且训练方法和军事行动极具针对性,对斯拉夫人采取伏击作战,对阿瓦尔人则采取以军团方阵为主体的大规模会战。确定纵深防御战略使野战部队和边防部队有了合理而明确的分工,在遏制住蛮族的第一轮进攻势头后,莫里斯命令野战部队对斯拉夫人进行反攻,并将拜占廷控制的范围一步步向多瑙河沿岸推进,使多瑙河的边防得到巩固。

但同时我们也须看到,6至7世纪是斯拉夫人侵袭巴尔干半岛、进而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时期,斯拉夫人的迁徙带着为了寻求生存之地的原生动力,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和长期的。由于国家实力的不足,拜占廷帝国已无力阻挡蜂拥南下的斯拉夫人,拜占廷人所能做的就是向这些蛮族传播文明,播撒信仰,定居下来的斯拉夫人也乐于接受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开始与拜占廷人展开碰撞、交流和融合的文明交往进程。

斯拉夫人最终在伊拉克略王朝时代完成了定居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他们占据了巴尔干半岛北部、中部和部分南部地区,大部分斯拉夫人作为拜占廷帝国多民族中的一个民族,在拜占廷体制内活动。此后拜占廷帝国在斯拉夫臣民中逐渐推行拜占廷化过程,直到11世纪最终完成。

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考察,莫里斯的改革处在早期拜占廷大变革时期的关键一环,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所谓的“承前”即每一个改革方案都借鉴和吸收了前代有益的改革成果,并结合了莫里斯时代本身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要素;所谓的“启后”即莫里斯时期的改革对以后的时代影响深远,为以后的改革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尤其是伊拉克略时期的改革很多方面都是从莫里斯的改革中获得启发和借鉴而来。

而体现莫里斯改革意图的军事指导手册《莫里斯的战略》对后世的影响也颇为巨大,书中记载的军事训练方法与战略战术一直在拜占廷基层军队得到广泛使用,直到10世纪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利奥六世才创作《策略学》以对其补充,它是拜占廷历史上杰出的兵书,影响了以后许多世纪的军事思想,被奉为军事艺术的瑰宝之一。莫里斯推行的改革为伊拉克略制定改革方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拉克略推行的军区制改革是对莫里斯改革的借鉴与发展。这种借鉴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从管理体制上来说,军区制所实行的将军军政权力合一的制度来源于莫里斯所推行的总督制改革。总督制的特征首倡军政权力合一,其权力由总督区首脑“总督”控制,这种管理形式有利于总督的一元化领导,使总督在外敌入侵的前沿地区能统一指挥,便于应付战时的紧急军务。而在伊拉克略出生的迦太基,其本身就是总督区,他上台之后推行的军区制改革肯定受到总督制管理的影响,更何况他首先试推行的军区都集中在边关吃紧的东部前线,这与总督制的设立前提是一致的。由于受到总督制的启发,伊拉克略在军区内设立军区首脑“将军”,实行军政权力合一的体制。

虽然军区制继承了总督制的“核心”,但又在总督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一,在军区内,管理机构采取战时体制,军政权力由将军控制,军区各级权力机构也按军事建制设立,行政权力附属于军事系统,而在总督制下,虽然总督总揽军政权力,但总督区下辖的各级军事系统和行政系统是相对独立的;其二,军区制改革还包括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这一举措推动了农兵阶层的形成,为中期拜占廷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总督制下的军队主要有职业军人组成,其改革内容上并不包括社会经济层面的措施,自然对国家的长远影响不及军区制。

从防御形态上来说,伊拉克略的军区制改革体现的同样是莫里斯时期纵深防御战略的基本原则,只不过由于兵力和财力的有限,莫里斯时期的纵深防御战略只是呈现点状或带状分布,到了伊拉克略时代,帝国面临的局面更为复杂,敌人更为强大,特别是阿拉伯势力的崛起使得帝国的军事战略不得不扩展为更为纵深的全局防御,甚至是以国家整体作为边疆,加强内地的军事存在才能够保持战略的平衡。

设立军区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一种区域性的高度戒备。拜占廷军区数量不断增加,一方面说明边疆威胁不断增强,外敌入侵造成的全国整体的防御压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与中央通过削减军区的规模、增加军区数量来防止军阀割据和军队叛乱有关。以前主要由中央控制的野战部队也逐渐被分配在军区内部管辖,每一个军区都是把有限的野战部队、边防部队和民兵部队结合起来进行联合防御。

从军事等级编制来看,伊拉克略着手构建的军区制需要重建军区内部组织系统,理顺军事等级关系。确立营团-师-军区的军事序列,一般来说,军区由2到4个师组成,师由5到7个营团组成,营团单位依据不同兵种人数又有区别。通过比较莫里斯和伊拉克略时期的军事序列,笔者发现伊拉克略沿袭了莫里斯时期以营团为核心的基层作战单位编制,且人数也大致相同,都在200-400人之间。

不过伊拉克略撤销了“旅”一级的军事编制,直接由“师”来管辖“营团”,这更有利于垂直管理,增强了营团作战的机动灵活性。师级单位的人数在伊拉克略时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莫里斯时期的师级单位人数平均在5000人左右,而伊拉克略时期人数最多的师级单位也只有3000人左右。

伊拉克略从莫里斯所推行的不成功的军饷改革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田代饷,建立军役地产,促进农兵阶层的形成,并且确定军队内部军官的收入等级,明确各级军官的责权利关系,这一举措既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也缓解了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困难。莫里斯时期帝国出于财政困难企图取消津贴的做法引起了军队的叛乱,成为推翻莫里斯政权的导火索之一。因此建立在以田代饷和军役地产基础上的军区制改革极大地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困难,同时农兵阶层的形成也解决了帝国人力资源短缺、兵源枯竭的困难。

伊拉克略时代标志着中期拜占廷帝国的开启,历时三个多世纪的早期拜占廷的过渡和转型时代宣告结束,这一新时代的开启得益于伊拉克略在任时期所推行的改革,其中尤以军区制改革为重,但同时也须看到,历史的转型和演化是漫长的,新时代的开启离不开此前数百年来历任统治者的改革方略,更离不开社会层面缓慢且持久的内部变化,例如基督教会在基层社会的影响和希腊语被逐渐确立为帝国官方语言等等,这都是源于社会层面的缓慢变迁。

自此以后,中期拜占廷帝国建立在更加稳固和扎实的基础之上,不以开疆拓土、重建罗马帝国为理想,而是以现有的领土为核心守卫重点,在外通过建立军区制来抵御敌人的入侵,对内则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促进国内工商业发展的举措,这些措施使中期拜占廷时代日趋安定和繁荣,国力逐渐强大,在马其顿王朝时期达到了国家繁盛的顶峰,被誉为“拜占廷帝国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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